银行隐性风险显性化倒逼金融监管体制改革
《银行家》研究中心
2015年对于商业银行乃至整个金融业来讲都是多事之秋的一年，同样也是改革动力与创新机遇并存的一年。利率市场化的浪潮愈演愈烈，从起初逐步放开存贷款浮动区间到存款保险的推出，后来又郑重宣布取消商业银行存贷比，无不反映了“把决定权交给市场”的强劲呼声；另一方面，经济结构调整下的去库存、去产能、去杠杆，特别是随着股市“融配资”的高涨热情和随后股市的大幅下泄，使我国商业银行风险逐步暴露开来。与信托、证券、基金等机构协同而生的银行隐性风险逐步显性化已经成为一个不得不面对的事实，这也就需要监管机构更加审慎的监管力度；特别是已经存在的混业经营市场对分业监管的改革呼声高昂。对于商业银行来说，要在利率市场化、坏账风险增加、直接融资市场比例上升以及互联网金融多重冲击下站稳脚跟，需要积极调整自身定位以不致失去市场。
利率市场化压迫下商业银行开拓高风险市场
为了改变长期以来商业银行靠“存贷差”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弊端，改变原有商业银行垄断定价体系下金融机构偏爱大企业而小微企业融资难的局面，监管部门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从2004年10月央行取消贷款上浮封顶，到2014年11月央行调大存款利率浮动区间，存贷款利率市场化已经跨过了十个年头。
市场化以后的利率由商业银行自行决定，各家银行为了留住利润，扩大市场份额采取了各种方法。部分银行采取以高于金融机构平均存款利率和低于平均贷款利率的方式来吸引客户；很多银行开始亲睐中小微企业贷款，做精做细市场；更多的银行开始转战高风险的资本市场和非标，多样化的理财产品层出不穷。
“非标”是银行通过信托公司、基金子公司、证券子公司等渠道，将资金投向城投平台等软约束部门，以及房地产企业、钢铁等产能过剩行业的金融创新形式，在2012年经济下滑、银行惜贷时，发挥了增加投资的作用。然而，随着中国楼市放缓以及中央政府致力于控制地方政府债务迅速上升，这种形式的影子银行业务逐渐受限。
2014年下半年股市开始回暖，“非标”资金被吸引至这一市场，偏股型资管产品、伞形信托和场外配资悄然兴起。银行、证券公司、P2P平台通过信托、配资公司、证券公司等渠道，将资金投向股民。其中伞形信托是这样一种结构：信托公司将股权投资变成了能产生固定回报的结构化产品，银行买入承诺提供固定回报的优先级受益权，再把优先级受益权分割后以理财产品的形式分销给客户。对冲基金、券商及其他机构则认购劣后级受益权，购劣后级将首先吸收股票投资的损失，但同时也享有满足优先级投资者固定回报后的所有盈利。这一完美的设计方案建立在股市永远上涨的设想之上，谁也没有想到危机很快就会到来。
2015年6月下旬至7月初，A股市场出现了一轮暴跌走势。6月26日当天，上证指数大跌335点，跌幅高达7.40%，其中创业板更是大跌8.91%，当日沪深两市跌停个股超过2000只。市场的强烈抛售让很多股票到了平仓线，平仓导致更大的抛售，从而形成了雪崩效应。连日的跌停，机构抛不掉现货，只能通过股指期货对冲风险，股指期货又连累现货下跌，进入恶性循环。银行深涉其中，坏账风险加大。
曾经激进跑马的银行不良贷款爆发式增长
2008年金融危机后银行开始大量投放贷款以缓冲危机影响， 2009年全年新增人民币贷款累计值为9.590万元，随后五年贷款也保持高位投放。其中全国性中小型银行占了贷款投放的三分之一，区域性中小型银行占到十分之一。在此期间很多银行跑马圈地，大力的扩大市场份额，以此作为发展的重要机遇。一些中型银行业务发展极为迅速，其资产规模也在快速扩张。然而，短期内资产的快速膨胀，如果没有相应带动管理、人才、风控等方面的同步提升，将为日后留下隐患。
商业银行所进行的信贷扩张可以从多个方面影响市场流动性。首先，信贷扩张可以直接增加市场上的资金供给，会提高交易者的资金可得性，从而增加企业、个人对资产的需求，因而会提高市场流动性。其次，信贷扩张伴随着宏观经济和公司利润的同步性增长，也会增强投资者对未来的信心。这时候房地产市场火爆、地方政府融资高涨、企业大规模融资扩张。反过来，市场流动性的增加也会对银行体系的流动性产生正向影响。在市场流动性较高的时期，往往伴随着资产价格的大幅度上涨，通过发售理财产品，银行获得了新的流动性，从而可以发放更多的贷款，并从中产生了丰厚的利润。银行通过“非标”把贷款从表内移到表外，从而避开了监管限制，不论是银行还是贷款人，还是机构投资者似乎都大获全胜。
然而，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结构调整去除过剩产能，虚拟经济去除多余泡沫，长期积累的风险压力向银行业传导，不良率开始攀升。
经济结构调整引发银行坏账。近两年，工业产品价格整体低位运行、PPI负增长和工业领域通缩态势难以在短期内逆转，因此企业层面经营状况和盈利能力改善的余地不大，企业信用风险暴露。随着产能过剩行业经营环境的不断变化，处于产业链上下游的企业也受到波及，尤其是受到大宗商品价格下跌的影响，本来就受制于产能过剩而业绩下滑的资源型和贸易流通型企业风险继续显现。2014年下半年已经出现小微企业贷款风险由长三角、珠三角向环渤海和一些内陆省份扩散的趋势，未来小微企业贷款风险所涉及的范围可能进一步扩大。而在风险隔断机制缺失的情况下，关联企业的联保互保行为极易造成连锁反应，对单个企业风险形成放大效应。
虚拟经济调整引发银行坏账。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5年1～6月份全国房地产开发和销售情况”显示，一线城市累计签约21万套，比2014年同期上涨了42.9%；二线城市也上涨了16.9%；但三四线城市成交量则出现下降。未来地区分化的趋势将更加明显，三四线城市的市场波动可能加剧，部分中小型开发商因资金回笼放缓而发生违约的可能性有所增加。新一轮股市过山车使商业银行用于股市融资的隐性风险暴露，银行、信托、证券、配资公司、P2P公司通过混业经营，使融资受限的居民部门曲线获得银行等部门资金，导致居民部门在股市过度加杠杆。股市出现挫折，商业银行坏账风险势必加重。
地方政府债务调整引发银行坏账。2015年初，存量地方政府性债务的甄别工作将告一段落，未来以平台为代表的地方政府及其关联主体的融资将出现信用分化。其中被甄别确认的债务质量预计将继续保持稳定，而未被甄别确认的债务风险则主要取决于融资主体本身的信用状况，从目前情况看，这部分债务质量有出现波动的可能。?
自2014年第一季度至2015年第二季度，我国商业银行正常类贷款增长约15%，关注类贷款增长约70%，不良贷款增长约69%。不良贷款余额和关注类贷款增长速度明显高于正常类贷款。银行风险加大。
从银行性质来看，农村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比率最高，一路突破了2%；其他三类银行不良贷款比例上升基本相同，截至2015年6月始终保持在1.5%以下。从不良贷款投放行业来看，2014年除了电力燃气水的生产供应，交通邮政仓储，科学研究，水利环境公共设施管理及教育这几个行业不良贷款率较2013年略有下降之外，其他行业不良率较上一年都有反弹。从规模上看，制造业和批发零售业不良贷款金额最高，截至2014年末分别达到了3035亿元和2695亿元；其次是个人不良贷款，至2014年底为882亿元。
银行业的稳定处于金融安全核心地位。纵观世界各国的金融危机，我们可以得到实证：美国30年代大危机虽然直接归因于1929年的美国股市崩溃，但是继之而来的1933年至1934年间的大量银行倒闭，才是形成美国持续经济大萧条的主要原因。日本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长达十余年的衰退起因于房地产泡沫的破灭，但日本经济长期不能恢复的真正障碍却在很大程度上是日本银行业的失败。泰国和印尼在本国货币稳定之后经济遭受的破坏，主要是由于大规模的银行倒闭和公司破产造成的，它阻碍了经济的迅速复苏。
金融危机传染的机理主要有两个：一是恐慌情绪传导，一旦某一金融市场板块发生危机，会导致其他板块的投资者恐慌，对其他板块资产价格产生影响。二是流动性传导，由于混业经营，某一板块发生危机后，金融机构为获取流动性，只能卖出其他板块资产，这就对其他板块产生影响。例如，2013年6月“钱荒”时期，包括债券、股票、大宗商品、离岸汇率在内的金融资产价格均出现大跌。再如，2015年7月8日A股大跌的高峰时，债券、大宗商品、离岸汇率等金融资产价格均出现大跌。价格就像是坠入了一个漩涡，一个黑洞，快速的下滑，不知何处是底。市场上各类机构的境况普遍很糟，机构之间互相不能信任，没有办法交换流动性，从而市场上出现了流动性紧缩，很多机构筹不到钱，资不抵债，面临破产，银行危机和市场危机就这样产生了。
市场风险倒逼金融一体化监管改革
我们看到，银行的利益相关者已经不再简单，银行的所作所为也与信托、证券、基金、保险等混为一体，资金可以通过金融创新在金融市场内自由流动，不同行业之间的监管篱笆已经形同虚设。银行的风险也可以传导到信托、证券、基金、保险等机构，从而引发更大规模的金融危机。尽管2014年银行监管部门围绕推动银行业深化改革和深化监管改革也做出了很多努力，但监管的分割使效用大大降低。金融监管的目标应当是在危机之前将系统风险降至尽可能低，使得危机爆发后的危害降至尽可能小，现有监管体制已经无法实现这一目标。
从海外经验看监管潮流
从国际上看，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金融业内各部门间的界线日益模糊、大型金融集团的不断涌现和金融全球化的迅猛发展，给各国金融监管当局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为了提高金融监管的能力与效果，各国纷纷更新金融监管理念，采用先进的监管技术，并积极变革现有的金融监管体制。
美国1933年颁布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规定银行与证券公司严格区分。然而随着金融自由化趋势发展，分业经营的限制使美国金融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日益下降。20世纪80年代美国开始金融自由化改革，分业经营的基础逐渐消失。1999年11月12日，克林顿总统签署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美国正式宜告实行金融业的混业经营制度。《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的颁布标志着当今金融法律已经从规范金融活动过渡到管理和防范金融风险，并向推动金融市场主体的联合、竞争和效率方向发展。同时，该法以金融持股公司的形式确立了未来美国金融混业经营的制度框架，同时赋予美联储对金融持股公司的监管权力。这样，美联储成了能同时监管银行、证券和保险行业的唯一一家联邦机构。
20世纪70年代以后，英国政府逐渐放松了对银行业竞争的限制和对金融业的管制，一时间英国各金融机构的金融工具、金融交易手段不断创新，金融业务、金融品种不断交叉，呈现出混业经营的迹象。然而金融业实行的是分业监管体制，主要有9家监管机构，分别是英格兰银行的审慎监管司（SSBE）、证券与投资管理局（SIB）、私人投资监管局（PIA）、投资监管局（IMRO）、证券与期货管理局（SFA）、房屋协会委员会（BSC），财政部保险业董事会（IDT）、互助会委员会（FSC）和友好协会注册局（RFS）。这些监管机构分别行使对银行业、保险业、证券投资业、房屋协会等机构的监管职能。由这9家主要的监管机构及若干法律构成的监管体系，使英国成为较典型的多头金融监管的国家之一。这些监管机构分别发布各自的指令，有时甚至是相互矛盾的指令，而出现问题后则相互推诿。分业监管的格局不仅使监管成本增加，监管效率降低，而且被监管人乐于“监管套利”。为了改变这种情况，英国政府于1997年10月28日成立了金融监管服务局（Financial Service Authority，FSA），对银行、住房信贷机构、投资公司、保险公司以及金融市场清算和结算体系统一监管。1998年7月《金融服务和市场法案》颁布，该法明确了新成立的金融监管机构和被监管者的权力、责任及义务，统一了监管标准，规范了金融市场的运作。FSA继承了原有9个金融监管机构分享的监管权力，拥有对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及服务于该市场的专业机构和个人、清算和支付系统、有问题的金融案例进行谨慎监管的全部权力。FSA还负责过去某些不受监管的领域，如金融机构与客户合同中的不公平条款，金融市场行业准则，为金融业提供服务的律师与会计师事务所等的规范与监管。
在改革以前，中国台湾的金融机构数量多、规模小，机构之间展开激烈竞争。而在经济全球化下大型机构才具备国际竞争的能力，台湾金融机构多而不强，使得他们在国际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于是政府部门为了促进金融机构大型化，便采取多种手段促进金融机构合并重组，同时提升现有金融机构的金融服务手段和能力。2001年11月1日起《金融控股公司法》正式实施，该法使台湾金融机构可以依其经营目标直接投资或收购子公司跨业经营以扩大金融版图，同时该法提供营业让与、股份转换的机制，并针对相关登记规费、租税给予适度优惠，有利于银行、保险公司及证券商转换为金融控股公司。2004年7月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金管会）成立，是台湾监督与管理金融事务与规划金融政策的部会，目标包含维持金融稳定、落实金融改革、协助产业发展、加强消费者与投资人保护与金融教育。台湾正式开始统一监管。
银行资金与股市之间需要建立防火墙
我国这次股灾的罪魁祸首就是股市的杠杆融资比例过高，而且没有透明度，监管制度上的最大漏洞就是没有建立银行与股市之间的防火墙。虽然《证券法》明确规定“银行资金不得违规进入股市”，但对“什么是违规进入股市”没有明确的规定。银行资金大规模违规入市，增加了银行的流动性风险的同时，打乱了股市的均衡机制和价格发现机制，误导资金流向虚拟繁荣的股市，剥夺了实体经济的发展资金，从而制约了经济的发展，并为系统性金融风险留下隐患。但值得注意的是，此次银行理财资金通过伞形信托或配资公司大量流入股市时，银监会和证监会都没有适当阻止。
股市中的银行杠杆资金还表现在大股东的质押融资上。7月8号前后，有1400多只股票停牌，相当部分的股票停牌原因是大股东将股票质押给银行进行贷款融资，当股价跌到需要补充保证金的价位时，采取股票停牌的方式应对。该行为暴露了股市与银行之间的另外一条联通管道，涉及资金规模应该比伞形信托和场外配资规模更大。由此看来，在制度上建立银行与股市之间的防火墙，需要多个金融监管部门联合行动。
建设完善一体化的监管公共基础设施
目前我国拿全牌照的金融公司控股集团越来越多，可以参考台湾金融监管的模式，鼓励成立更多的金融控股公司，旗下有银行、信托、证券、保险等机构，可进行包括金融衍生业务、各类投资基金托管、代理证券业务、代理保险业务，从而形成事实上的混业经营。
在混业经营的基础上，我国也应该启动一体化监管议程，从顶层设计出发，建设一套完善一体化的监管体制，实现监管对统一大市场的全覆盖，构建统一高效的协调联动机制。在市场需求的倒逼下，监管机构需要以积极的态度明确金融混业的方向与日程，为金融混业提供制度的保障，以防在目前情况下金融混业风险的累积和监管套利的盛行。
商业银行要采取积极的态度应对经济新常态
面对越来越严酷的市场竞争，以及以前风险的集中爆发，商业银行需要适时调整经营方式。大型商业银行和中小型银行由于资产规模和市场范围不同，二者所面对的经济环境也不太一样。两类银行应该相互补充发展，在各自的领域做深做透，做好风险审慎的同时获得盈利。
跟随国家战略国际化经营
面对国内的经济下行压力，有实力的大型商业银行应该把眼光投向全球，在中央大力推行的“一带一路”战略的宏大发展背景下，抓住难得的机会，加快推动国际经营向纵深发展，提升境外机构本土化经营水平和全球服务能力。
“一带一路”的基础是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考虑到“陆上丝绸之路”有相当一段都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基础设施薄弱，这无疑将带动一大批战略性大项目，包括跨境高速公路、铁路、输电网、通信光缆、油气管道、工业园区等。有资金实力的大型商业银行可以支持我国电力、高铁、基础设施等优势产业“走出去”，同时随着银行混业经营的深入发展，从单纯的信贷资金支持向综合化金融业务转变。银行可以集结基金、信托、金融租赁、国际投行、保险、期货、资产管理等各种渠道，为外国企业和政府设计基础设施和工业园区建设的综合金融解决方案，提升盈利能力。
深耕本地，做好社区银行
对于中小商业银行来说，受到自身条件和金融监管的限制，短期内很难通过调整业务结构来改善收入结构。而做社区银行则被证明是中小商业银行盈利的好方法。通过对1992年到2006年期间美国金融业的经营数据研究发现，整体来看，社区银行的资产收益率高于大银行，净利差比大银行高，不良资产率明显小于大银行。我国城市商业银行具有与地方联系紧密，熟悉当地经营环境和人文环境的优势。中小银行应该深耕本地市场，确立以中小企业、小微企业和居民个人为目标客户群，服务于地方经济，提供个性化的服务。中小银行与大型商业银行相比，管理层级较少，信息反馈迅速，交易成本更低，机制比较灵活。可以进行技术、业务、管理、市场开拓等方面的创新，设计不同的金融服务种类，如投资咨询、财务顾问、信息调研、结算便利等以满足中小企业和居民个人的需求。
2015年5月1日起我国《存款保险条例》正式施行，按其规定，存款保险制度是实行最高偿付人民币50万元的限额赔偿。存款保险制度解决了风险处置问题，是利率市场化的前提条件，为银行业市场化退出机制拉开了序幕。存款保险在为市场整体提供安全机制的同时，也对商业银行个体提出了更高要求，特别是城乡信用社、小型商业银行很有可能因此陷入经营困境。所以越小的银行越要找准自己的市场定位，越要慎重经营，用服务打动客户，提高客户粘性。
审慎经营才有稳健发展
古往今来，在商业银行经营中，“稳健”一直是银行业经营者恪守的重要原则。在经历了粗放扩张后滋生不良的教训后，商业银行应从此确立审慎经营和稳健发展的经营理念。商业银行需要深入进行结构调整，从自身经营特点出发，建立健全风险管理体系，提升风险管理水平。一是要实施主动风险管理，进一步加强对宏观经济走向的预判能力，加强对行业风险的跟踪研究。二是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信贷监控体系，严格控制信贷资产质量，严格落实贷后管理的各项条件，切实提高信用风险缓释能力，加强对存量贷款的质量分析和发展趋势分析。三是要特别关注市场风险和流动性风险，关注短存长贷期限错配，关注银行理财业务的期限错配风险。
帮助企业修复资产负债表
当前，我国经济正在经历结构调整的阵痛，局部资产负债表出现了问题，如地方政府、高杠杆国企，有过剩产能的企业，部分民营企业，这些部门面临资产负债表衰退的风险。银行应该出面帮企业来修复资产负债表，帮助企业转型获得重新发展。银行可以利用自身关系联络广泛的优势，帮助企业进行剥离和改制，包括改制重组、项目导入、引入战略投资者、实行员工持股、资产证券化、设立基金等形式，让企业放下包袱，重新出发。此外，银行可以利用自身技术联络广泛的优势，帮助传统企业进行技术改造，例如生物技术，健康、清洁技术，信息技术等，提升传统行业的价值。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修复了，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就会修复，整个国家的资产负债表也会得到修复。
结束语
我国已处在金融混业的前夜。但与此相配套的金融混业监管法规及金融监管体制还没有。在这种情况，金融混业的风险将被隐藏起来，不利于整个金融体系和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建立健全的金融混业与监管体系是市场发展所需。越晚建立，类似“钱荒”、“债灾”、“股灾”等监管真空引致的事件将再次发生。商业银行要确立审慎经营理念，帮助企业修复资产负债表，从而在国家经济结构转型中发挥正向积极作用。
来源：和讯财经
